[11]《新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篇，第86页。

利益衡量不仅决定司法中对一项言论行为的认定，还直接决定了法院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原则以及对政府限制言论立法的再限制原则。有些则是观念与传统的差异，如公民对国旗的情感等等。

对于前一种情形相对于后两种情形更容易免于定罪处罚，或者处罚较轻。当然，这个标准在事实上较难落实，只能要求传播者有一个概括的意图。甚至在逻辑上，在不考虑宣泄方式是否为法律所允许的情况下，如果主体需要，方式越激进，宣泄的效果越好。例如为了反对公投，撕毁公投票具有正当理由，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看作象征性言论。[34] 虽然本案的判决承认奥布赖恩的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已经将焚烧征兵卡以表达反战信念这一象征性言论排除在言论[35]以外。

[40]法院对于低价值言论采取的是类型化的利益衡量标准。被告奥布赖恩因有意烧毁其征兵卡以抗议美国侵越政策，受到起诉。因而，我们不仅是量上的人的集合的一种表征，更是具有精神结合的人的联合的一种称谓。

{11}(P.133-134)在洛克看来，这并非叛乱而是正当的革命。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正义的分配，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更确切的说法是公道。（四）国家的中立性 国家作为一个公共的大我，本身就应当保持中立，不如此，其公信力就值得怀疑。而这个第三方虽在他得到一切（绝对权力）的意义上是一个接受者，却又外在于契约并在其中无所付出，因而并不是对契约本身而言的接受方。

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像这样取得国权以后，其他的人就会起而效尤，所以这种举动是违反理性的{10}(P.110)。那么公意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源于在社会契约中人们所作的承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种联合之中，人们和平共处，守望相助，营造着和谐的生活氛围。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惟一人格之中。在自然状态下，由于资源的匮乏和争斗的不可避免，所以这种情形下符合个人理性的行为自然是攻击他人而占有资源，但是，这将会导致战争状态的出现从而使得人类社会无法存续。在当代社会，程序自然法或者法律形式主义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中已大行其道，而解构作为这一理论源头的社会契约论，自然就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是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11}(P.77-78)。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10}(P.131-132) 细绎这段话的意思，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家的形成源于人们的集体理性。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9}(P.21)。为什么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霍布斯主要是通过三个预设进行了论证：一是人的自然平等性，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10}(P.92)，而自然平等所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的状态就是势均力敌的竞争状态，没有哪个人能够拥有绝对的优势力量来支配、控制他人。

{12}[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自由，如果他是他自身财产的绝对主人，同最尊贵的人平等，而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为什么他愿意放弃他的自由呢？为什么他愿意丢弃这个王国，让自己受制于其他任何权力的统辖和控制呢？{11}(P.77)洛克给出的答案是，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也有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为共同的同意接受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

然而，审议民主主要是围绕决策问题而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就预设了好公民或理想公民的理念，或者说，审议民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主形式，对人民的政治素质提出了过高的政治期望，本身并无法矫治人民不愿意参与政治的弊端。  内容提要: 国家理性也即国家的正当理性，它涉及国家的建构、国家的目标以及国家的保存等诸多重大政治、法律问题，而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围绕为何要有国家、国家如何正当等方面予以解答的学说。

为此，要使个人的政治性得以彰显，就必须在制度上保障人们之间有相互联合、合作的渠道。对启蒙运动而言，医学的重要性不只是在它能治疗五脏六腑。作为科学的产物，法律断绝了与其自然权威的联系，以致它自己不再向我们主张权利。其次，这种人格是惟一的，不管代表这一人格的利维坦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它本身就是国家的化身。二是个人专断的形迹处处可见，没有明确的权力界限和合理的程序制约，个人往往取代集体而作出决断，流行于今天中国的一把手现象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无论是个人本位、主权在民观念的确立，还是有限政府、国家理性理念的延伸，社会契约理论在此都起着核心的作用。

例如学者指出，维柯所言的国家理性 就与纯粹的统治术不同，而包括三个方面的正派内容：一是将政治公道与自然公道结合在一起的卓越智谋。就个人层面而言，所订信约必须履行就是一个公道的准则，包含着正义的泉源。

民主的范围可大可小，但对人民而言，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基层民主，可能更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民主。这就等于是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和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做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

正如有学者指出，卢梭寄希望于宗教，目标是指向人，希望人从自己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趋向而达到圆满的自我实现的境地。正因如此，机械哲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它是启蒙运动基本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18} (P.28-29)。

这也就意味着，并不存在所谓天然的政治秩序与宇宙统治样式，所有国家与政府都是在人民的社会契约之中诞生的。……这种国家不仅为后来的技术-工业时代创造了本质上精神史的或者社会学的前提，而且本身就是新的技术时代的典型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模型作品{20} (P.71)。以下我们通过国家的正当性、国家的道德性、国家的公道性、国家的中立性等几方面来予以说明。在《利维坦》的开篇，霍布斯就谈道：为了论述这个人造人的本质，我们将考虑：第一，它的制造材料和它的创造者。

这也正是法律现代性的迷思，表明人类为实现国家与法律的中立性业已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再者，即使是将国家理性等同于统治技艺这一方面的内容而言，社会契约论同样具有极强的解构力。

{28}(P.32-33)可见，没有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主制度最终会演变成精英政治，而这是与民主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相反，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1}(p·6)，正因如此，社会在不需要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其和平状态。

任何借用暴力或强权产生的政权，都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

在他们看来，我们国家要求公民理解他们的安康是与他们的邻居、社区和国家的安康息息相关的。生活中人们所需要的，是在利益攸关的场合，他们能够为自己做主。一方面，当民族国家业已建立，人们关注的就不再是国家的起源及为何生成的问题，而是国家如何创造出更多的福祉，从而使治下的百姓能够更多地享有好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公意的形成才有了可能。

{29}[美]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审议民主意味着什么，谈火生译，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正如加拿大学者泰勒在评价洛克社会契约论思想时所评价的那样：在这种原子主义契约论的基础上，我们可看到新个人主义的两个侧面。

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时代的最初产品，是最早的大型现代机制。而强调独立则是追求个人在自身事务上的自主和自治。

  三、社会契约之下国家理性的维护 在一个高喊死亡的时代，就连日常生活中的民事契约都会死亡，更何况本身就是作为政治起点和法律分析的虚构的社会契约。第三，公共人格与个人人格之间并不会存在不协调。